翔哥的星期五 | 江苏浙江到底谁更富？从工资收入上不一定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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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

板块主理人

城市大脑研究院青年领航学者

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数字治理，都市人类学

最近，江苏和浙江的统计局都公布了上一年度的统计调查结果，其中工资统计数据一般分为两部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大致可以理解为“大公司”）年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大致可以理解为“个体户”）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先看“大公司”，浙江平均工资为122309元，江苏平均工资为115133元，浙江领先。再看“个体户”，浙江平均工资为69228元，江苏平均工资为68868元，浙江再胜一局。

看起来，浙江人比江苏人挣得更多，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出结论：浙江比江苏更有钱？问题似乎没那么简单。

Part.1

浙江老板比江苏老板有名

先看感性认知，作为一个在浙江生活的江苏人，我看到的最大差异就是：江苏的城市看上去更新，路更宽、楼更高，而浙江在这些方面就稍差一些。即便是省会杭州，在为了亚运会大兴土木之前，老城区也还是比较旧的，很多马路又窄又旧、坑坑洼洼。杭州的交通拥堵已经是全国闻名，而同为省会的南京，拥堵的情况则要好很多。

“苏大强”的基建之强甚至已经跨越了地域界限，在全国打出了名气。我在新疆工作生活的时候，都能经常在各种工地上看到江苏建筑和基建企业的牌子。不过，浙江农村的民宅倒是十分精致，三层、四层甚至五层的别墅比比皆是。而在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村已经跟发达国家的郊区没什么两样，苏北农村则更像中国北方。

如果你是没到过江浙而只是听说过江浙人的外地人，恐怕会有不一样的认知。不管是江苏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相比都对“浙江老板”有非常深刻的形象，而“江苏老板”的形象则比较模糊。上世纪90年代，浙江商人就在全国各地国企改制潮中大显身手。我第一次听说浙江商人就是到我家乡收购国营皮革厂的水头人。后来我才知道，水头不过是温州市平阳县下面的一个镇。现在，浙江商人不仅在全国各地打出了名号，足迹甚至远到欧洲各地，温州打火机在欧美的市场份额竟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Part.2

数据上江苏浙江各有胜负

先看GDP：2021年，江苏GDP总量116364亿元，浙江GDP总量73516亿元；江苏人均GDP 13.7万元，浙江人均GDP 11.3万元。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江苏都完胜浙江。

再看财政收入：2021年，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破万亿，而浙江只有江苏的80%。

再看居民收入：202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487元，而江苏为57743元；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247元，而江苏为26791元。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浙江的居民收入都完胜江苏。

再看贫富差距：2021年，江苏最“富”的苏州与最“穷”的宿迁相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了2.34倍；而浙江最“富”的杭州与最“穷”的丽水相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差1.61倍。苏州和杭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无几，而宿迁仅有丽水的69%。苏北四市（淮安、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浙江全部地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国平均线以上。可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条件确实最好。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江苏拥有200米以上的高楼60多座，大约是浙江的两倍。浙江有6家民营企业入围《财富》世界500强，而江苏仅有民营企业4家入围。

Part.3

谁的发展模式更先进？

从感性认识和统计数据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省”更富，浙江“人”更富。江苏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好，浙江人手里更有钱。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呢？

其实，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并无好坏之分。发展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与地方特殊的人文环境相吻合、与当地社会发展步调一致的发展项目，其成功概率是那些忽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项目的两倍。经济发展不可能独立于其他社会因素而产生，江苏和浙江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江苏虽然面积不大，但是86.89%都是平原，加上水系发达、气候适宜，非常适宜农业和渔业，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我上高中的时候热播的电视剧《天下粮仓》，故事的原型就是江苏淮安。而浙江只有20.32%的面积是平原，所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发展轻工业和商业自然更加适合。

其实苏商并非实力不如浙商，只是由于江苏自古富庶，所以苏商多为“坐商”，也就是坐等买家上门，在外地的知名度自然不高；而浙商多为“行商”，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故事就是“行商”的代表。在那个物资匮缺的年代，来自浙江（特别是浙南）的小商小贩走街串巷，用自己熬的红糖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也练就了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电视剧《鸡毛飞上天》讲的就是义乌商人白手起家的奋斗史。

有人统计过，整个清朝，江苏出了49名科举状元，而浙江仅有20名，可见，“学而优则仕”在江苏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清末以来，苏北地区由于黄河改道而生态环境恶化，大部分人也不像浙江人那样转而经商，考个好大学然后考个编制还是最常见的默认选项。

而学者章奇和刘明兴的研究则发现，浙江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十分活跃，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峰。在浙南很多地方，民营经济的力量竟超过了国有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本地干部在地方官员中的比例较高，他们更能顺应老百姓的呼声。

归根结底，江苏与浙江、乃至苏南与苏北、浙南与浙北的发展道路，都是在各自深厚的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关于经济还是社会发展，我们需要的都不是一个泯灭差异性、消亡自由度的一刀切的治理体系，我们需要更加广泛、更加良性的社会互动而不是各种“黑”，以此拓展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共同参与、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范围。

扩展阅读：章奇、刘明兴，《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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